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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鄞縣教育成就

2014-10-30 09:54:33
  入元后,南宋遺民王應麟閉門不仕,以他的對中華文化的自覺和自信,開創了一個學派——深寧學派。此派學者精于經史的研究和考證,對古代歷史文獻的整理、訓詁名物的考辨,具有獨到之處,開了考據學之先河。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深寧學派在學術上的貢獻作過許多論述,而對深寧學派在教育和創作上所作的貢獻則涉及很少。
  其實深寧學派無論是創作上,還是教育上,其成就也是很高的。就教育成就而論,此學派三傳弟子幾乎都有從教的經歷,并且培養出了眾多學有所長的門生。這其中又以王應麟本人和他的二傳弟子程端禮成績最為出色。
  程端禮(1271—1245)字敬叔,學者稱為畏齋先生,王應麟弟子史蒙卿的弟子。
  程端禮是一位全職教師。他歷任建平、建德縣教諭,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累考授鉛山州學教諭,臺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眾。
  程端禮與其弟程端學曾還在故鄉鄞縣兩所重要的學校里任過教。
  其一是“甬東書院”。南宋理宗朝,丞相鄭清之為紀念恩師樓昉,在張斌橋畔建造了“甬東書院”,元初程端禮、程端學兄弟在書院舊址上創辦了“二程學堂”,又名“孔夫子講堂”,在此培養了大批人才。
  其一是東湖書院。元泰定二年(1325),陸居敬和陸思誠兩兄弟為實現父親陸天佑辦義塾施教本地人的遺愿,捐地60畝在東錢湖高錢村興建義塾。天歷元年(1328)義塾建成,被命名為“東湖書院”。書院“講有席,息有榻,凡庖湢之所,食飲之器,蔬蒔之圃,雖微而完”。書院內為朱熹建造了祠堂,后來又建造了一座祠堂,以紀念以陳禾為首的倍受當地老百姓愛戴的十位先賢。程端禮、程端學兩兄弟在東湖書院講學,程瑞學還撰寫了東湖書院記。當時人們將他們與宋代程頤、程顥兄弟相提并論,也稱為“二程”,因此書院也被稱為“二程學舍”。“先生受學于史靜清,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
  程端禮在教育上是頗有建樹的。程端禮在鄞縣“傳朱氏明體達用之指,學者及門甚眾”,改變了鄞縣自南宋淳熙四先生來單傳陸學的教學風氣。蔣宗簡(1309—1360)字敬之,自幼明敏好學,以事母至孝聞名鄉里,與鄭奕夫為童稚之交。程端禮“留其舍旁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靡不參究,遂棄科舉之學。”《成化四明志》稱:“先生(宗簡)為宋尚書猷之六世孫,幼嘗受經于天臺翁伯章,后師事程氏,日與同里鄭覺民、王厚孫講明正學。”蔣宗簡一生未仕,曾漫游江南,與楊維楨、廼賢、烏斯道兄弟、夏庭芝、張可久、張雨、韓性等人都有唱和酬答,與廼賢交誼尤深。蔣宗簡的詩,頗有南宋江湖派的意蘊,深受時人推重,《四庫全書總目》認為他“古詩沖淡,頗具陶韋風格;律詩雖頗涉江湖末派,格意未高,”五、七言警句“亦皆楚楚有致,其見重于當時名輩,亦有以也”。蔣宗簡著有《子淵詩集》,最初結集于后至元五年(1339),鄭奕夫為之作《子淵詩集序》,至正十二年(1352)又托廼賢攜詩稿到京師請危素作序。
  程端禮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覺察到當時許多儒學學校一味強調“背文”、“學文”,忽視道德修養,忽視基礎知識的教學,也不重視認真讀書和培養良好的讀書風氣,總想讓學生早日應舉,參加科舉考試,一舉成名。這樣下去,學生不能真正“讀書明理”,終造成“失序無本,欲速不達”的局面。他認為當時學校教育面臨的問題是,應規定一套嚴密的教學程序與教學計劃,讓學生學習有一定的程序,遵循一定的步驟與方法。這樣,學生畢業了,既能“讀書明理”,又能適應科舉考試的需要,從而“使理學與舉業畢貫于一”。所以他按照朱熹的“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的原則,編撰了《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
  程端禮在《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中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讀書如銷銅,聚銅入爐,大鞴扇之,不銷不止,極用費力。作文如鑄器,銅既已銷矣,隨模鑄器,一冶即成,只要識模,全不費力。所謂勞于讀書,逸于作文者也。”意思是讀書就像熔化銅一樣,把銅聚集起來放進火爐里,用大的鼓風器扇火爐,銅沒有熔化鼓風器就不停地扇,很費力氣。而作文好像澆制器皿,銅已熔化,人們按照模型澆制器皿,一熔就成功,只要了解模型,根本不費力氣。這就叫在讀書上多用力,在作文時就輕松。
  《程氏家墊讀書分年日程》全書共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全書“綱領”。首錄朱熹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教條”,實際上是朱熹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擬定的教育總綱,接著錄朱熹的學生程端蒙、董銖的《程董二先生學則》。程董根據朱熹的思想制訂的《程董二先生學則》共十八條,基本上是對朱熹的許多箴言和銘記作了概括與發揮。
  第二部分為全書的第一卷、第二卷。這是程端禮根據朱熹的教育思想制定的教育程序和教學計劃。所謂“分年”,就是將青少年的教育按年齡不同劃分為三個階段:8歲之前為啟蒙教育階段,或者是預備教育階段;8歲至15歲為小學教育階段,或者是基礎教育階段;15歲至22、23歲為大學教育階段,或者是提高教育階段。所謂“日程”,就是指學生每天每月的讀書學習計劃,每天劃分為早上、白晝、晚上三個單元時間,又將數天劃為一周。如讀經每四天為一周,其中三天讀經書,一天習字演文。讀史每五天為一周,其中三天讀史書,兩天復習經、傳、注。讀文每六天為一周,其中三天讀文章,兩天復習經、傳、注,一天復習史書。作業十天為一周,其中九天讀書,一天作文。如此周而復始。每讀一書立一簿,按單元、日、周、月一一記錄,逐項檢查。
  程端禮十分注重基礎教育,在學經、學史、學文的基礎上,還要求學生將“性理”、“制度”、“治道”三方面綜合學習。并認為制度書多兼治道,而治道又以性理為依據。他主張從制度入手,擇其大者,如“律歷,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項,這樣就將經、史、文、性理、制度、治道等熔為一爐,一并學習與思考。程端禮主張,學生在20歲以后,再集中用兩三年的時間,專力學文,“作科舉文字”,準備應科舉考試。他認為這樣學習,看起來是迂闊笨拙,但卻克服了學生為了應科舉考試而忽視基礎知識,過早學文的弊病,這是朱熹的“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的教學思想在課程計劃中的體現。只有經過長期不懈的學習,才能基礎扎實,學識豐厚,根深葉茂,也必然有眾多的收獲,更不愁寫好各種應試的文章了。為了確保教學程序和計劃的正常進行,程端禮還注意每天的教學進度。為此,他還設計了五種表格,如“讀經日程”、“讀看史日程”、“讀看文日程”、“讀作舉業日程”、“小學習字演文日程”等。學生每人各置一簿,當天注明各門功課學習的進度及綱要,第二天學生再把日程簿交給教師審閱。教師則根據平日記錄情況,掌握學生學習的進度,以便全面掌握學生各門功課的情況,考查學生各門功課的成績,如此重視教學進度和日程,說明程端禮對教學程序、計劃及教學進度的認識,比前人深刻得多,教學已從隨意的松散的自由的狀態,向有目的、有計劃、有制度的方向前進了,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一種進步。
  第三部分為全書的第三卷前一部分,即錄王柏輯《正始之音》,以明辨音義之方法,這是字音教學的參考書與工具書。
  第四部分為全書第三卷的后一部分,錄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朱子讀書法》!吨熳幼x書法》散見于《四書集注》、《朱子語類》以及《朱文公文集》等著作中。據程端禮說,是朱熹門人“會粹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為讀書法六條”。程端禮概括說:(1)循序漸進。讀書學習應遵循書籍教材的客觀順序與學生的主觀能力去規定學習的課程和進度,不可求速,不可草率超前。(2)熟讀精思。“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要把經書背得爛熟,并反復尋繹文義。(3)虛心涵泳。讀書學習要抱客觀的態度,不執著舊見,不先入為主,不好高務奇,不穿鑿立異,還經書的本來面目,接受簡明平正的解說。(4)切己體察。讀書學習時,要使書中道理與自己的經驗和生活結合起來,并以書中道理去指導自己的實踐。讀書學習時要有剛毅勇猛、堅持到底的精神,要緊張扎實從不懈怠,但讀書學習計劃要從容自如,留有余地。居敬持志。讀書學習時要嚴肅認真、精神專注、樹立一個具體目標或根據一個特殊問題去深入鉆研,不為物欲侵擾,充分發揮人的認識主體在思維活動中的主導作用!吨熳幼x書法》,經過程端禮的宣傳,很快得到推廣,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文化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按照朱熹“明理達用”思想,糾正“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之弊,詳載讀經、學習史文等程序;注意教學程序,重視功底訓練,強調經常復習、考查,成為家塾詳細教學計劃。對當時的教育產生了很大影響。當然它的影響遠不止于私塾,當時國子監曾將此書頒行于郡邑學校,這說明當時的官學也曾參照此教學程序和計劃進行教學,也就是說,程端禮制定的教學程序和計劃已被官方所接受。此書是元代的一部教育專著,但明清兩代的私學、官學甚至書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響。清代的陸隴其還特別刊刻此書,以利流傳。所以《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實際上是元、明、清三代學校教育的一個典型的教學計劃。它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它重視讀經、讀史、讀文的整個教育程序、教學計劃的集中專一和循序漸進;它強調讀、寫、作的基礎教育,包括字音字義、閱讀習寫、抄書作文的基礎知識和基本功的嚴格訓練;它注意經常復習、反復考核、詳細記錄教學日程等多種教學手段和環節的交替使用。
  深寧學派是一個非常注重應用的學派,他們從事教育,也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程端禮身體力行,將學校教育活動和社會文化活動結合起來,大凡地方上的社會文化活動,他都主動加入,并作詳細實錄。
  自古來鄉飲酒禮就是一種以儒學為中心的社會文化活動,鄉飲酒禮最基本的功能是形成尊賢,敬老,禮讓等社會風氣。鄉飲酒禮也能為地方官與士人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機會,這有利于加強地方政權與地方儒人社會之間的聯系,有利于提高士人的社會地位,推動地方文化、教育等事業的發展。鄉飲酒禮也可以振奮士氣、士風,提高士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地方官以主人的身份與地方儒士行揖讓之禮,對一般儒士來說,確實是莫大的鼓舞。特別是在元朝儒士地位下降,處境困難的情況下,鄉飲酒禮在這一方面的作用就會顯得更加明顯。
  南宋時,在鄞縣鄉飲酒禮最為盛行,入元后,由于社會的巨大變化,慶元路鄉飲酒禮制度遭到破壞。在大多數地區,鄉飲酒禮已經被遺忘,僅有昌國、奉化各有一次舉行鄉飲酒禮的記載。王應麟的弟子戴表元這樣回憶道:“余自齠齒,實嘗從父兄居游庠序間,見魁儒巨公無慮百數,皆修衣冠,隆閥閱。歲時燕毛序座,談古今久近文獻,亦或雌黃當世人物。孩稚輩立聽不倦,歸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猶能縷縷記憶本末如昨日也。”由于鄉飲酒禮“曠未舉行,每歲但于正月二日序拜,仍置酒三行。”鄉飲的土地“或至埋沒,積弊既深,古意浸泯。”在儒士處境惡劣,地位下降以及地方儒學教育發展困難的情況下,使鄞縣舉行鄉飲酒禮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但推行鄉飲酒禮,對提高士人的社會地位,改善士人的處境以及發展地方儒學教育都有積極意義,因此一些地方官,士人還是在為實行鄉飲酒禮而努力和奔走。
  王應麟的弟子們是元朝四明鄉飲酒禮的積極推進者。至正元年,慶元路總管王元恭命令討論鄉飲酒禮儀式,參加討論的有當時著名學者程端禮、鄭覺民、王厚孫等人,“太守王元常議行鄉飲酒禮,公(鄭覺民——引者注)與同里王叔載共定其儀習,而行之觀者嘆息謂復睹紹興之舊。”經過討論,采納程端禮的意見,于至正二年正月人日(初七)舉行。程端禮記下了當時行禮的盛況如下:“(至正二年正月)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后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鳴,魚麗,闗雎,鵲巢之合奏,間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嘆嗟,以為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慶元鄉飲小錄序》)此后,至正十一年,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酬德鎮守鄞縣,“增鄉飲田以敦禮讓。”巡鹽萬戶郝某到慶元路,“行鄉飲酒禮,侯為僎揖讓升降,動容周旋,皆中儀則,禮成樂備,觀感悅服。”
  這種有政府官員舉辦的鄉飲酒禮,規模大,影響面廣泛,成為地方士人的一大盛事,深得士人的稱贊。至正癸未春,紹興總管兼善達公,以禮幣招行鄉飲,回至七里灘舟中,同君王叔載(厚孫)、鄭以道(覺民)、孫子材、侄季武、王敬中、取山谷詩“一江明月趂漁船”之句為韻,得一字。程端禮參加后興奮地寫詩贊嘆道:“禮成發會稽,主送賓筵秩.雪睛宿靄收,諸峰春筍出.舟下七里灘,帆張如箭疾.圓月正高懸,極目天水一.柔櫓和欵乃,凈練破蕩潏.真同泛剡情,不羨乗槎術.共載得才彥,劇談夜連日,史冊三千年,毫厘窮得失.飲江酌北斗,浩氣逾崒嵂.茲游不可忘,后會那能必。”
  在元朝的特殊環境中,士人都希望通過鄉飲酒禮化民成俗的愿望。之后慶元路恢復了歲末儒士會拜的儀式。這種士人自發地舉行的較大規模的聚會,反映了士人在處境不利的情況下,堅定信仰,以道自任的樂觀態度。反映了他們希望恢復中國古代傳統,振興儒學的強烈愿望。他們這種對傳統文化的向往和執著,是元朝儒學在不利的情況下,仍然能夠發展和傳承的重要原因。
  皇慶二年,仁宗下詔實行科舉,與科舉有關的鄉飲酒禮也開始實行。延佑元年慶元路鄉試后,舉行鄉飲酒禮,程端禮記述了當是情況:延佑元年江浙行省鄉試,慶元路有二人中選。“是歲,浙帥馬公鑄,命郡守酌古今之禮,盛燕享于泮宮,以賓興之。方伯連帥文武僚佐與學之耆徳咸在,工歌鹿鳴,琴瑟笙磬,雍雍秩秩,有三代遺風,觀者嘖嘖嗟異,謂數十年無此舉,而他郡亦無有禮儀如是之盛也。”(《四明鹿鳴宴序》)至正元年,程端禮又記錄了慶元路一次鄉飲酒禮的情況:“(至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集二州四縣之士,試于泮,以入優等者十人,暨考官而次一十四人,宴于泮。禮意優渥,即席以“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分韻為詩。”(《宴貢氏詩序》)
  鄉試以后,各考區鄉貢進士至京師會試。由于鄉飲酒禮只是在鄉貢時候舉行,會試以后,元朝中央不再安排鄉飲酒禮之類的活動。但京師同鄉親友仍然要舉行盛大的類似鄉飲酒禮的慶;顒。程端禮對這種活動有比較詳細的記述:“至正十一年春,天下鄉貢進士云會于京師,群試于禮部。于時,江浙行省與計偕者四十有三人,前舉二人,由胄監者六人,既試,江浙之仕于朝及客于京師者,相率持金錢,具牢禮,張國西門內咸宜里之榮春堂,以燕勞之。喜國家之得賢,樂郡縣之多士,敦契好昭斯文也。乃二月九日,春和景明,道無流塵,襜衣峩冠,車馬闐咽。主賓升堂,揖讓有禮,斑白在上,俊彥就列,杯行樂作,氣酣情孚。服軒冕者不以崇尚自矜,被韋布者能以德義相尚,雍雍愉愉,懇欵深厚,有古鄉飲酒之遺風焉。”
  元朝鄞縣鄉飲酒禮的恢復提高了士人的自信和改善了社會的風尚。這中間,深寧學派弟子,尤其程端禮是積極參與并作出貢獻的。
  與程端禮相比王應麟從事教育時間短,基本上是在入元后的二十余年間,教育地點窄,僅限于私塾,但王應麟卻教育出了許多優秀學生,其弟子王良學、王昌世、王厚孫、胡三省、史蒙卿、戴表元、袁桷、黃叔雅、鄭芳叔等人,大都是當地乃甚全國學有所成的學者。當然王應麟在教育上影響最大的是他所撰寫的《三字經》。
  說到《三字經》,就不能回避關于作者之爭這一話題。
  《三字經》誕生后,其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以手抄本形式存在著的,這種手抄本中不但沒有寫明作者,甚至書名也沒有固定。因為是手抄本,入記著述名目就不合適,所以在王應麟的著作中“未嘗見《三字經》”,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明朝以后,隨著這本手抄書在民間的廣泛流傳,才有了《三字經》的統一稱呼。正德三年(1508)山西榆次學者閻樸(1505—1567)“五歲,學諭公(指其父親),面授《三字經》,俄即成誦。”(《雍正山西通志》)這是至今見到的關于《三字經》書名的最早記載。隆慶二年(1568)6歲的明神宗(1563—1620)被立為皇太子,有“讀《三字經》”記載,輔臣徐階作《朝賀東宮詞》中就有“千官繞仗容常泰,三字開編誦已成”之句。太監劉若愚在崇禎十四年(1641)完成的《酌中志》記錄的《內府刊刻書目》中有“《三字經》一本,二十二葉。”杭州人崔灝(1736—1788)轉引用明朝蕭良《龍文鞭影》一文說:“里中熊氏藏大板《三字經》……較坊刻多敘元明統系八句,乃知出于明人……明神宗居東宮,曾讀此書。”這表明神宗之前《三字經》已有坊刻本,內容下限為宋。也就是說大約明神宗之前,《三字經》已由原來的手抄本演變成為坊刻本了。
  此后《三字經》不僅在民間,而且在官方的推動下流傳,影響力不斷擴大。清康熙五年(1666),山東瑯邪人王相作注《三字經訓詁》,他在序言中第一次提出:“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經》,以課家塾,言簡意長,詞明理晰,淹貫三才,出入經史,誠蒙求之逮津,大學之濫觴也。”王相是一位一生熱心啟蒙教育的專家,《千家詩》就是他當年增補修訂出版的讀物,到如今仍是民間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鑒于他在啟蒙教育的名聲和這一字千鈞、毫無異議的判斷,后世讀書人也就一直沿用這個說法,代代相傳,直到今天。
  稍后,有學者凌揚藻在《蠡勺編》中提出異議說:“今蒙童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中亦多葉韻語?滴蹰g瑯邪王相……謂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凡二十三種共七百零一卷,未嘗見《三字經》也),中有蒙訓七十五卷,諷詠四卷,遂臆度而歸之爾,其實區撰無疑也”。由凌揚藻“以伯厚著述最富,未嘗見《三字經》也”一語,本來可以理解的事,卻不料引發了一場《三字經》作者之爭,歷時數百年不休。
  持區適子說的凌揚藻是番禺人,之前有番禺人屈大均,之后有順德人李文田都持此說。不過他們的說法都源于香山(今中山)人黃佐。黃佐在他所編纂的《廣州人物傳》卷十《元登洲先生區公》中說“故老相傳,今訓蒙《三字經》,區適子所撰也……。”黃佐顯然沒有肯定,但之后引說者則在有意無意中去掉了“故老相傳”四個字,“《三字經》區適子所撰”就由世傳變成肯定了。推本求源,黃佐的說法又得自于他的學生區大任。萬歷初,在區大任修的《平陽區氏家乘》中,曾明確稱區適子“撰有蒙訓《三字經》行世……”所以黃佐只不過是把家譜記載提高到了地方志記載罷了,不過黃佐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他沒有直接引用他的學生的說法,而是經過研究,在區適子說上加了“故老相傳”。由此可見“《三字經》作者區適子說”實是區氏家族中世傳的一種說法,即便學術黃佐也沒有完全認同。
  從《區渭泉祖家譜》中得知,區氏原居住在福建莆田,其始祖竹溪公于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從粵北南雄珠磯巷遷徙到廣東新會(即明朝建順德縣時劃歸順德的地方)。區氏居住在粵北南雄珠磯巷時,家族并不大,當時區氏家族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讀書人區仕衡,他是族中少年、青年的楷模。區仕衡在淳祐(1240—1251)年間,舉鄉貢,入太學為上舍生(相當于進士),他在臨安(杭州)讀書時,有詩《與客西湖上感事》:“湖頭雙槳藕花新,五嫂魚羹麯院春。只道西陵松柏下,繁臺賓客更何人。”區仕衡與王應麟相比,大了六歲,不過王應麟早在淳祐元年就中進士了,十八歲中進士的王應麟是臨安太學生們偶像式人物,區仕衡剛到太學,就該耳聞王應麟的大名了。何況區仕衡還曾到過王應麟故鄉鄞縣(慶元),其詩《祭酒慈溪公以有令勸講兼示諸生感事有作》說:“按月明堂令,齋居古自稽。四時曾不忒,七政已能齊。禮向經帷奏,箋來學省題。元龜何用卜,伯起在關西。”王應麟的品學為區仕衡所欽佩是沒有疑問的,于是在臨安或四明流傳的王應麟的手抄本《三字經》偶為區仕衡所得,他便手抄后隨身帶回到老家。
  從順德方面提供的資料得知:區適子(1234——1324)是區仕衡的族侄,他是廣東順德陳村人,南宋時稱南?h登洲堡。該村名原稱鮀洲,因為區適子別號“登洲先生”,后人為了紀念他,把地名改為登洲。區家本是仕宦人家,區適子的祖父輩多是順德早期的進士,父親區玙做過德慶州司戶參軍,伯父區翊龍曾任朝散郎。區適子少年時代聰明穎悟,有“神童”之稱,成年后,性情溫厚端重,不茍言笑。他比區仕衡小十七歲,區仕衡是區家唯見過大世面的人,是區適子心目中學習的榜樣。區仕衡對區適子聰明好學自然也很欣賞,并在學習上對區適子產生過較大影響,因而將從臨安帶回的《三字經》抄送給區適子便是極自然的一件事了,不過當時區氏家族還不在順德,而是居住在粵北南雄珠磯巷。后來,區適子帶著這本《三字經》手抄本來到順德陳村,并與人分享。不久區仕衡去世了。在書籍極為稀缺的順德,《三字經》便漸漸地在當地開始流傳,區適子尤其珍惜這本書,在鄉人眼里,《三字經》就是區家的傳世之寶,這樣代代相傳,影響范圍更廣,也幾乎人人都認為這本《三字經》就是區適子撰寫的。
  區仕衡的九世孫區大任小時在家里讀過《三字經》,他后來以中山人黃佐為師,成為廣州著名的詩人和學者,在其老師編纂《廣州人物傳》和《廣東通志》過程中,他是做了大量的協助工作,并在《廣州人物傳》為區適子作傳時,將《三字經》記錄在案。
  所以說元末明初《三字經》只有手抄本,因為當時在廣東流傳的《三字經》手抄本不僅有區適子本,還有黎貞本。
  黎貞,字彥晦,號陶陶生,晚號秫坡,學者稱秫坡先生,廣東新會都會鄉人。生于元朝末年,小時隨在外地州府當學正的父親讀四書五經,后又師事順德孫賁,博通經史,寫詩作文亦大有進步,特別是受到孫賁的影響,很重視德行修養;又喜分辯古今興衰、得失是非,很有獨到見解。明洪武初年,入郡學當庠生。洪武十八年(1385),黎貞因仗義排解鄉間糾紛,遭權貴誣告,被發放遼陽充軍服勞役13年。適遇老師孫賁亦因被人誣陷發放遼陽,同禁一起,師生之間交流學問,更有進步。后孫賁又因“謀反”罪牽連被殺,棄尸效野,黎貞冒著風險,以衣裹尸,禮葬于安山,并撰祭文宣讀,聽見的人無不下淚。黎貞的品學皆高出區適之。廣東新會會城都會鄉人陳獻章評價秫坡先生說:“吾邑以文行誨后進,百余年來秫坡先生一人而已。”而黎貞的品學則得益于他的老師孫賁,所以師生情義非同一般。
  孫賁,字仲衍,號西庵,南?h平步堡(今順德樂從鎮平步村)人,是當時一位有名的詩人,他的優秀作品流傳大江南北,被文學界推為“嶺南詩宗”嶺南明詩之首。平步村距陳村不遠,孫賁與區家關系密切,又特別敬重區家前輩學者區仕衡。所以洪武七年(1374),孫賁作了《上舍公墓表》,這是目前所知的關于區仕衡的三個材料之一,(另兩個材料:區大任《家上舍公傳》、劉黻《九峰講學記》),孫賁應當在區家讀過《三字經》,并抄錄傳承給他的學生黎貞,黎貞的《三字經》手抄本開始流傳于世,且有一定影響,于是就有了邵晉涵“讀得黎貞三字訓”一說。此后在當地又有人湊合了“《三字經》區適子撰、黎貞注”一說。
  至此可知,廣東有關《三字經》作者的三種說法(區適子說、黎貞說、區適子撰黎貞注說)都出于一源:區家世傳或區大任個人認定。
  在梳理《三字經》作者區適子等說的過程中,不難發現《三字經》極有可能是由區仕衡從臨安帶回老家的。這就與王相之說相吻合了。那么我們又憑什么相信王相之說的是真的呢?在沒有找到直接能證入的理由之前,憑此兩條,一則王相是蒙學教育專家,經他增補修訂出版的蒙學讀物不只《三字經》;二則未見王相做學問有偽托名人提升自己增補修訂的讀物的學術地位的現象。王相不同于李文田,李文田在《三字經句釋》封面寫上“區適子手著”,又寫上“王應麟注釋、李文田編輯”等字,我們不必揭示他得自于黃佐《廣州人物傳》去加以否認,單從李文田做學問的習慣即可將其否認。李文田為什么用“手著”?是因為他的確弄不清《三字經》作者為誰?是出于他少年時在家讀過區適之手抄的《三字經》而先熟為主?是出于“老鄉見老鄉”的一種特殊心態?我們無法得知,但“手著”一詞自古既可以是指用手寫成的著作,又可以為是指用手抄寫的著作。“著”在古文中有“書寫、抄寫”的意思。如《漢書杜周傳》有:“前王所是,著為律。”“著”即書寫、抄寫。又如古人所謂“著錄弟子”,即只要在老師門下登記姓名,就可成為他的弟子。著錄弟子并不親自面受師訓,往往通過高業弟子轉相授受。東漢馬融“門徒四百余人,升堂進者五十余生,乃使高業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顯然“著錄弟子”中“著”即錄、登記。那么李文田的“手著”是什么意思呢?你能確認嗎?李文田擅長書法行楷,所以嗜好批校和題寫封面。當年他曾潛心醫籍、埋頭醫學,清道光五年(1825)寶仁堂重刻本《重訂本草從新》為李文田批校。清嘉慶八年(1803)衛生堂刻本《臨證指南醫案》一書的封面又為李文田親筆書寫,而清咸豐十年(1860)李文田朱筆批校燮龢精舍刻本《昌邑黃先生醫書八種》,其卷端間還有“順德李文田學”數字,書中用朱筆圈點,天頭行間多有李氏手跡,蠅頭小楷,丹鉛滿紙。該書書簽為李文田長子李淵碩所書,上面注明“手澤”,大概就是由李文田親筆批校的意思吧?磥砝罴叶加袑“手著、手澤”讓后人不好理解的嗜好。王相則不同,我們找不出他做學問有偽托名人的痕跡。
  雖然如此,但是仍有人以王相有偽托名人王應麟提升自己增補修訂的讀物的學術地位的嫌疑,因而提出《三字經》作者系王應麟之前無名氏所作。
  前些年,寧波大學有一研究者指出:“收錄在清代桂發枝輯《探源錄》中的桂堂《家訓》第七條:為祖父者,要揀擇好先生教子孫,初教讀《三字經》、《狀元詩》、《杜詩》、古文,次讀《孝經》、《小學》,就要俗俗解與他,使略知其味。”“讓他(發現者)再次興奮的是:《家訓》本身傳承有序,其真實性無可懷疑。他(發現者)經過考證,認定《家訓》是南宋嘉定時期的作品。”
  研究者稱“桂氏《家訓》提到的《三字經》的出現年代,不會遲于該《家訓》產生的嘉定年間,這是《三字經》成書年代的下限。”這就是說:“為祖父者,要揀擇好先生教子孫,初教讀《三字經》、《狀元詩》、《杜詩》、古文,次讀《孝經》、《小學》,就要俗俗解與他,使略知其味。”系南宋嘉定時期,桂堂《家訓》中原有的話了。所以得出結論:“《探源錄》里驚現《三字經》記載,”“將《三字經》文獻記載史提前近400年,”因此“王應麟只是《三字經》的修訂者”。
  在南宋中晚期,慈溪桂氏有桂萬榮(慶元二年進士)、桂錫孫(紹定五年進士)兩代興旺,他們比王應麟生活的年代要稍早一些。也許現代科學確實有辦法作這樣的考證,但高科技卻無法使南宋嘉定時期的桂家人說出“要揀擇好先生”、“就要俗俗解與他”,這樣一些近于現代漢語的白話。“要”古同“腰”或同“邀”,作為“要、不要”講是五四以后的事。“他”古義指示代詞表旁指,意思是“別的”、“另外的”、“其他的”,作為第三人稱代詞是五四以后的事。所以上面所引桂氏《家訓》中的那段話,應是民國時期撰寫的,這就不存在“將《三字經》文獻記載史提前近400年”的說法了。
  《三字經》作者“為王應麟”。雖說王相只給出一個定論,但至今我們沒有找到可以否認這個定論的充分理由,所以就不要輕易地否認這一定論。其實此說還可以用國外的一些資料來證入!度纸洝房赡茉13世紀末之后即傳入日本,而當時與日本有商貿往來唯有慶元(鄞縣)。日本南北朝時代的永和三年(1377)出版的兒童啟蒙讀物《童子教》在教導兒童勤學時使用了如下文字:“蘇秦為學文,錐刺股不眠?【礊閷W文,頭懸梁不眠。車胤好夜學,聚螢為燈矣。宣士好夜學,積雪為燈矣。此等人者皆,晝夜好學文。”上述文字應當是受《三字經》中“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等字句影響而成的。至1603年日本進入江戶時代,就有《三字經》的直接記載。大庭修所著的《江戶時代中國文化受容研究》中附有“酉五號唐船作為日本販賣之物,攜三字經二百九十六部各一種”的記錄。這一點證明在17世紀初期,日本便已經對《三字經》出現了較大的需求。據大庭修考證,《三字經》在江戶初期曾被作為幕府培養“唐通事”(即漢語翻譯)的初級讀寫教材而被使用。在元祿五年(1692)出版的《廣益書籍目錄》中,明確記載了《三字經》以及《三字經注解》之書名。另外,日本教育史學家石川松太郎收集了眾多《三字經》版本,最早為享保七年(1722)由京都的額田正三郎與大阪的松村九兵衛等四家書肆聯合印制的《三字經》,但石川判斷江戶初期日本民間自發印刷的《三字經》應該要更早一些。天保二年(1832),德川幕府開始由官方出面印制《三字經》并以低價出售或贈送的方式交給各地的寺子屋(即民間兒童啟蒙機構,類似中國當時的私塾)使用。這些記載都說明,《三字經》在江戶時代已在日本大為流布,它最初通過商船從中國直接購入,后轉為書商開版印刷以至官版發行,成為當時在日本較有影響力的中國啟蒙讀物。
  《三字經》與《百家姓》、《千字文》并稱為三大國學啟蒙讀物,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度纸洝范绦【、瑯瑯上口,千百年來,家喻戶曉。其內容涵蓋了歷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間傳說,所謂“熟讀《三字經》,可知千古事”;跉v史原因,《三字經》的獨特的思想價值和文化魅力仍然為世人所公認,被歷代中國人奉為經典并不斷流傳!度纸洝吩缇筒粌H僅屬于漢民族了,它有滿文、蒙文譯本!度纸洝芬膊辉賰H僅屬于中國,它的英文、法文譯本也已經問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譯本更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加以世界范圍的推廣,也是兒童的必讀必背的書籍。
  《三字經》的形式也有巨大的生命力。古往今來,模擬《三字經》形式的讀物層出不窮,如《女三字經》、《地理三字經》、《醫學三字經》、《西學三字經》、《工農三字經》、《軍人三字經》、《佛教三字經》、《道教三字經》等層出不窮,風靡天下。近期,文化部原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先生還創作了《新三字經》,同樣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這是一本不朽的蒙學杰作,理當存在“鄞州記憶”里。
  無論是《三字經》,還是《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不要說它們放置在鄞縣,其深度、高度是古代鄞縣教育史上未曾突破過的,即便將它們放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中,也可以寫成濃重的一筆。所以有這兩本書就足以說明深寧學派在教育上的成就了,也足以說明在元朝整個教育不太景氣的大環境里,鄞縣的教育仍然是光彩奪目,令人自豪的。

作者:《鄞州區志》編輯部  鄭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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